旅行的兩難
關於旅行，你想到了什麼，是朋友間說走就走的衝動，風景如畫的遠方，或是嚮往已久的世外桃源，對於人類學家李維史陀而言，上述都是種浪漫的幻想，他在書開頭便直言：
「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探險只是人類學者在工作過程中無可避免的障礙之一，只會使人類學者平白失去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的有效工作時間；有時候是因為飢餓、疲倦，或生病而白費時光；另外還有在原始森林深處生活所無可避免的，像服兵役那樣非進行不可的，一千零一種煩人又不作不行的雜事，平白消耗光陰，毫無收穫…….」(p.1)
對於他而言，旅行意味著長途的跋涉，艱辛疲憊乏味，是對於人類學研究的阻礙，旅行只是重複前人的媚俗，是一種自欺式的逃避，旅行不像朝聖之旅，出發是為了尋找意義，期待到遠方後，人生問題因此解決的想法是天真的。旅行於李氏而言，是一種人類學工作的必要之惡，因為他身為學者對於文化反思與語言符號的敏感，他不自覺的陷入永恆旅行兩難困境：
「簡而言之，我只有兩種選擇：可以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樣，有機會親見種種奇觀異象，卻幾乎看不出那些現象的意義，甚至對那些現象深感厭惡加以鄙視；不然就是做個現代的旅行者，到處追尋已不存在的真實的種種遺痕。無論選哪一種，我都只會是失敗者。……我受到雙重病症所擾：看得到的一切都令我大為反感，同時不斷地責怪自己沒能看到更多應該看得到的現象。」(p.54)
人類學家的用途
呼應了書名，李氏是略帶憂鬱，描寫著這些輝煌不再的、已逝的文明、還有數個原始部落，在一旁靜靜的觀察側寫，一邊比較印證，橫跨全球的人類文明，與歷史洪流，文字間帶有一種悲憫的精神。
儘管李氏強調人類學家必須客觀，然而，也不時能看見主觀判斷，像是對伊斯蘭教，他如此批判：「伊斯蘭教的不容忍，在那些犯了不容忍毛病的人裡面是以一種無意識的方式存在著；他們雖然不是經常不斷地採用殘暴強制的方式要與別人分享他們的真理，他們卻仍然無法忍受（而這是更嚴重的），其他的人以其他方式存在。」
儘管書中充滿對各種文化的觀察，針對原生族群的側寫，最印象深刻的，是當李氏卸下防備，毫無保留的闡述關於人類學家的苦楚，在本身與異地社會文化互相拉扯的心境：「如果人類學者誠實，他就面臨一個問題：他所賦予異地社會的價值—那個異地社會與他自己的社會愈不一樣，他似乎就認為那個社會價值愈高—這並沒有單獨成立的基礎：事實上是由於他厭惡或敵視自己土生環境的習俗風尚，而在另外一個社會看到價值，人類學家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的時候，往往傾向於顛覆既有體系、反叛傳統行為。」(p.578)
為何我們仍需要人類學家
他認為，人類文明不會停下腳步，不會有臻至完美的一天，沒有人間烏托邦，但李氏仍依舊相信，儘管不能肯定文明會持續進步，但人類學家或許沒有結束工作的一天，只要社會持續存在，就需要有人類學家。
「情況既如上述，我作為一個人類學家，已深深被影響到全人類的一類矛盾所困擾：如果引導行動的本身會導致意義不存在的話，那麼行動又有何用？然而，並不是馬上就可以發現意義不存在：我必須經過思想過程才能達成那個結論，而且我無法一步就完成整個過程。為了達到上述的結論，我便要不停地生活在各種不同的情境裡面：我對其他人類負有責任，正如我對知識負有責任。歷史、政治、經濟世界、社會世界、物理世界，所有這一切對我而言，都是無可逃避的；要在思想上脫離他們，就不得不把我自身的一部分割讓給他們的每一個。」(p.626)
這是一本乍看厚重，實則收穫滿滿的大頭書，融合了人類學、歷史學、文學與哲學的傑作，從原始部落裡出發，挖掘文明發展的脈絡，反思人類學發展史弔詭荒謬之處，本書可以從多方角度切入，可以純粹作為筆觸優美的遊記，也可以作為豐富的人類學文明實錄，更是一種帶有強烈風格的紀錄誌。原本以為他會距離我很遙遠，卻發現我與人類學宗師的共鳴點，與心路歷程不在話下，乃一大驚喜。